关于杨德昌的《一一》

电影开场，两个竖排的“一”静静立在黑色背景上。中间那道缝隙，似乎装的是整个台北，装的是所有人想说又咽回去的话。

道家主张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。NJ的家庭、事业、他栖身的台北，都从这简单的“一”蔓生开来，愈来愈复杂，愈来愈喧嚣。所有的社会矛盾，追根溯源，不过是人事纠缠。而人就像开场那两个并肩的“一”，终究是独自站立、各自飘零的个体。

洋洋举起相机，拍下大人的后脑勺。他说：“你看不到，我拍给你看。”八岁的他像个稚嫩的小哲学家，以这种方式揭穿我们只活在可见的那半面世界。你的神色、你的言辞、你精心示人的容颜——可是后脑勺呢？那处自己永远看不见的角落，发梢如何蜷曲，又是否悄然藏了几茎斑白。

NJ常坐在昏迷的婆婆床边，说公司的事，说年轻时的恋人，说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。他说话时目光飘向窗外，好像在跟台北的灯火讲。后来婷婷也来向婆婆倾诉，说她的罪疚、说初萌爱恋时心口的悸动。他们其实都在对自己说话，只是需要一个不会反驳的听众。这让我想起《花样年华》里，周慕云将秘密讲给吴哥窟的石洞，讲给永恒的沉默。

许多人问，婆婆究竟有没有醒来过。或许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相信，那些说给沉睡者听的心事，真的被听见了。

侯孝贤《风柜来的人》里，少年们对着澎湖的海放声嘶喊，他们的迷惘是外放的、滚烫的。那是一种尚未被都市驯化的生命力。阿清他们打架、追女孩、在台风天狂奔，用身体去冲撞所有的困惑。而《一一》里的怅惘早已内化。大田在日料店给NJ表演扑克牌魔术，五十二张牌变换位置，像蝴蝶翻飞。NJ后来才懂，自己在公司是上司的下属，在家里是妻子的丈夫，在女儿面前是沉默的父亲，在初恋情人面前依旧是当年那个没长大的男孩。他似乎一张牌都没演好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是哪一张。

天花板垂下生锈的铁钩，横亘在他们之间，那么显眼。或许，人与人之间永远隔着点什么。有时是社会地位，有时是多年前没说完的话，有时只是谁都放不下的面子。《阿飞正传》里旭仔说：“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。它只能够一直的飞，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。”那是一种浪漫化的孤独。《悲情城市》里，这种隔阂是时代强加的，是历史碾过的痕迹。而《一一》中的疏离，是浮世潮水里主动选择的缄默。

NJ去东京见初恋。他们走在夜晚的街道，清风拂面，灯火流淌如河，仿佛岁月从未走过。她问他十年前为何不告而别，NJ依旧沉默。不是没有答案，是答案太多，多到堵在喉咙里。那样美丽的女子一生想不通，为何等不到爱的人。其实他不是不爱，只是爱得不够，不够跨过世俗的“应该”，不够对抗整个人生的秩序。这段和婷婷的初恋交叉剪辑。两代人的爱情，同样的怯懦，同样的错过。婷婷最后对胖子说，他想找莉莉也没关系，胖子用怒吼掩饰愧疚。原来这么多年过去，人们处理感情的方式还是如此笨拙。

让我最难忘一幕是大田对NJ说：“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”在经济飞涨的台北，“好人”已变成窘迫的词，意味着不懂变通，意味着会被淘汰。所有人都在问“how much”，只有少数人还在问“why”。

影片结束，窗外飘起了雪花。路灯的光洒在白茫茫的地面，每一个光晕里都有一对“一｜一”，都在低语，都在倾听，在这个既近又远的世界上。